临沂同志男同交友出柜同性恋约会同性恋者在职场：千万个体在一个社会的权益和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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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同事出柜后，他选择了辞职



孙厚原来在街道居委会工作，主要负责街道店面巡查。孙厚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在辖区街道走访，拿着不同的工作记录簿把每家店铺的问题写下来，“一天检查污水排放情况，第二天检查厨房卫生状况。”孙厚觉得街道的工作简单 ，“不需要很多心力。”



这份不需要很多心力的工作，孙厚做了五年。“孙厚是一个细心的人，”孙厚原来的同事孟颖说，“他会把每一页有问题的记录簿做好标记，定时回访。”



工作之余，同事们常在一起聊天，有时候问起孙厚为什么还不找女朋友，还会笑他“不找人结婚生子对不起父母”。孙厚回应的说辞一直是“时候未到” “在相亲了”等等。



同事们觉得他迟早会有女朋友，也迟早会结婚。



孙厚没有满足同事们的期待，他让平日里的玩笑话成了真。“辞职前两个月，一个同事正经地问我是不是喜欢男的，”孙厚回忆了他当着同事的面“出柜”的情景。“我当时说我不喜欢和女人谈恋爱。”



孙厚承认他是同性恋，也意味着他承认了同其他人身份的不同。他原来在的工作部门一共有七个人，四个人结婚生子，两个人在谈恋爱。孙厚确证了他的特殊性——他既不和女性谈恋爱，也不会和异性结婚生子。



“因为我是同性恋，所以我被大家排挤走了。”孙厚认为同事们在得知他的性取向之后开始冷落他。他们不再和他闲聊，一起工作的时候也回避他。“有时候公务派车，大家都先把一辆车坐满，没坐上车的人才会和我一起走。”，曾经和他关系要好的孟颖也不再和他单独吃饭或者娱乐。



孙厚最终决定离职是原因是居委会的书记——他和同事们的上司——默许同事间对他明显的“排斥”。孙厚把工作中的情况反映给了书记，她告诉孙厚“同事们也许并没有做错，要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这位五十多岁的老书记给了孙厚与他预期截然不同的回答，“因为我是同性恋，连书记也排斥我”。



孟颖没有回答诸如“在得知孙厚是同性恋之后，是否对他有态度转变”的问题，但她和同事们讨论到孙厚时会笑着说，“他小时候可能受到了家庭伤害（才会喜欢男人）”。



中国两性专家李银河曾表示，受到家庭伤害，如父爱的缺失，的确会让人更依赖男性。但将同性恋归结为受到伤害而是一种错误的刻板印象。



同性恋职场，隐匿在企业文化中



由上海同志商务发布的2016年度中国LGBT群体生活消费调查报告显示，有近7%的人同孙厚一样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他们接收事业编制，也可以做出同孙一样的辞职选择。



然而更多的同性恋工作者——超过半数的同性恋在资本企业工作——也许连选择的权利也没有。他们在企业工作，在原则上必须接受上司给出的开除理由——除非这个理由是带有明显的歧视。西南财经大学的王惠庭已经在公司度过两个实习期。在她实习期间，一名公司员工被同事“举报”为同性恋，几个月后那名员工就离开了。老板给出的理由是，“裁员要求，绩效欠佳”。



“那名员工根本没有余地解释，所有的解释都苍白无力。”



公司可以判定一名员工有没有劳动价值，劳动价值的多少——而不是性取向——才是让公司留人或者裁员的标准。任何关于“我是同性恋，我被就业歧视了”的反驳在这一条标准前都失效了。



在中国，同性恋因在职场中受到就业歧视而被辞退的案例每年都有，但因性取向收到就业歧视而胜诉的比例不到一成。“没有证据表明他是因为同性恋的身份而被辞退的，”律师李超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同性恋就业维权如此困难。“没有一个公司会在当下的社会公开表明因反对同性恋而开除他们。”



“解除一段劳动关系有很多理由。”李超说道。“如果执意向公司诉求就业权益，反而会让自己受到影响。”



2014年，在一档叫做《非你莫属》的求职节目中，求职者赵鹏得到了58同城CEO姚劲波的肯赞。但在他表明自己是同性恋之后，赵鹏丧失了被58同城录用的机会，他在微博上公开称“58同城歧视同性恋”，后被58同城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告上法庭。



性少数群体就业权益的探讨处于失声的状态，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职场中的同性恋也鲜少公开参与同自身就业相关的讨论。根据《同性恋平权研究》指出，中国有超过半数的同性恋者在职场中没有公布自己的同性取向，性少数群体中四分之一的人会选择回避和否认自己的性取向。



但事实上，美国同志公益机构Stonewall 和Community Business的调查数据均显示，通过说谎和角色扮演来隐藏自己通行身份的行为，会降低员工的工作效率。也就是说，在职场中隐藏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会在长远的利益上损害个人与公司利益。



作为公司的员工，见证了同性恋同事被离职的王惠在这件事情上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公司的氛围就是不接受这类群体，大家会觉得这个人消失得理所当然。”她沉默了一会，又加上了一句，“对这件事大家不会发表任何情绪，因为你一旦想说什么，就会引来猜忌。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很多时候，出柜的工作者——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能否继续在其单位留职，更多地取决于公司的文化包容程度以及领导的个人喜好，而不是公司对就业权利的尊重。“同性恋也没有必要告知雇主他们的性取向”来自昆明某家具公司的冯凰认为企业文化不应该同性少数群体有联系，作为领导层的她“不喜欢职员讨论同性恋”。



她和其他企业领导一样，没有表达对同性恋的就业歧视。“我们欢迎所有有能力的人入职，但最后选用什么人才应该由企业决定。”



这也意味着，身处于更加开放的企业当中，更少的同性恋者会面临如孙厚一样的出柜压力。两个月前，上海财经大学本科三年级的Suisir刚结束在某时尚杂志整合营销部门的实习工作。而在实习助理期间，Suisir“没有刻意隐瞒掩盖，也没有刻意说明”自己的性取向。